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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变迁下婚姻满意度嬗变背后的真相
在中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婚姻故事。无论是邻里间的八卦，还是朋友间的倾诉，婚姻满意度一直是大家热衷讨论与分享的话题，成为了衡量一段婚姻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尺”。
婚姻满意度是指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主观满意度和客观认同程度,是双方在各个方面能否相互适应的总和(Lewis&Spanier,1980)。高婚姻满意度会与良好的适应、充分的沟通、高水平的婚姻幸福感有关。一般来说，婚姻满意度是婚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有调查研究显示，在1978~2019年的40余年间,中国离婚率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48‰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7.49‰(杨菊华 等,2021)。
从父母那一代的“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爱一个人”，到如今年轻人的“三十而离”，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时代，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下降呢？
我们课题组围绕着这个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探讨与解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01
婚姻满意度：婚姻的维持是红灯还是绿灯？
我们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发表的92项（59122名丈夫和妻子）使用婚姻满意度量表（Enrich）、婚姻调适量表（MAT）和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来衡量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并基于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指标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横坐标、婚姻满意度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 并将数据测量年代、婚姻满意度占总分比分别作自变量、因变量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在 2000~2019 年间，我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数M=0.69, 标准差SD=0.06), 且其均值的上升幅度为大效果量（d=0.96）。同时，年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婚姻满意度, 且在婚姻满意度的整体变化中，有9.60%是由于年份的变化所引起的。这说明，时间的推进是中国社会婚姻满意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1 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变化
看到这，不免很多读者都会心生疑惑——“咦，既然婚姻满意度随年份在逐渐提高，那为何我们社会的离婚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呢？”
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婚恋状况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个人的情感与幸福往往不是决定婚姻的最重要因素, 相对于西方文化强调情感优先, 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优先。
有研究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借助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和离婚倾向对婚姻类型进行分类，将夫妻分为了幸福型、平稳型、凑和型和失败型。其中凑合型(即，婚姻质量和离婚倾向均低于平均水平的类型)在四种类型中占比最高，为33.5%（张锦涛，2009），也就是说当下社会仍存在着较多的低婚姻质量、低离婚倾向的夫妻，因此婚姻满意度与离婚率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婚姻观念多元化，人们对于婚姻满意度的追求更加强烈，对离婚的态度更加宽容，离婚成本也逐渐降低。离婚也可以视为一种对低质量婚姻的纠错。因此，离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整体婚姻满意度的提高。
02
与婚姻满意度有关的影响因素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众多，如性别、婚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人格特征、养育压力等, 也还包括人口迁移等社会因素。
但上述因素对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存在不一致，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丈夫较妻子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更高,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并无显著性别差异。对于婚龄, 有研究者认为随婚龄增加, 婚姻满意度是逐渐下降的；另有研究却发现婚姻满意度随婚龄的增加呈 U 字型走向。
这种不一致很有可能是由于这些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而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环境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
因此，除了将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与微观、中观的影响因素相结合，也需要将其与更广阔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 如：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改革开放、移民潮、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影响。
为弥补以上不足，我们选取了如下的社会指标（见表1），通过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进行了平稳性分析，在剔除了一些与婚姻满意度不协整的社会指标后，我们对婚姻满意度与各社会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婚姻满意度与一些社会指标在时间上存在先导−滞后关系。
这些指标的变化会先影响婚姻满意度，而婚姻满意度的变化也可能会延迟反映在这些社会指标上。此外，我们将家庭内部的一些指标(如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结婚年龄等)作为微系统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婚龄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随着婚龄的增加，婚姻满意度会下降(b = - 0.01, z = - 2.76, 95% CI[- 0.012，-0.002])。
为了进一步探究主要是过去的各类社会指标在影响当前婚姻满意度, 还是过去的各类社会指标和婚姻满意度在相互影响着对方当前水平, 我们进行5次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 test of causality), 滞后期数分别为 1~5(Levendis, 2018; Neusser, 2016)。
结果发现，首先, 婚姻满意度的变化可能会在1年后影响少儿抚养比变化。婚姻满意度较低的夫妻, 其婚姻关系质量较差, 并且还可能会存在离婚风险, 这样的夫妻之间自然不会有立刻孕育下一代的准备。而夫妻间是否会孕育下一代的结果，也自然将在大概1年后表现在少儿抚养比上。
其次,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会在1-2年后影响婚姻满意度、恩格尔系数（即：我们的干饭开支/消费总开支）的变化会在2年后影响婚姻满意度，这体现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存在非即时性、滞后性。
此外，婚姻满意度的变化也会在五年后导致离婚率的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并不会立刻带来离婚或分居, 离婚的发生需要满意度下降至婚姻无法继续的某个阈值。综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夫妻婚姻满意度与社会指标变迁的关系是相互的, 社会指标的变化将对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 同时婚姻满意度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03
写在最后
总之，潍坊婚姻关系心理咨询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趋势，更对家庭稳定、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有正向影响。同时，互联网普及率提升、恩格尔系数的提高、家庭规模减小也有助于婚姻满意度的提升。可见社会的稳步运行是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的基础，中国社会向好、向快的发展让夫妻婚姻愈加幸福与和睦，并让美满的婚姻逐步成为每个家庭的常态。
婚姻满意度是指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主观满意度和客观认同程度,是双方在各个方面能否相互适应的总和(Lewis&Spanier,1980)。高婚姻满意度会与良好的适应、充分的沟通、高水平的婚姻幸福感有关。一般来说，婚姻满意度是婚姻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有调查研究显示，在1978~2019年的40余年间,中国离婚率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48‰逐步上升至2020年的7.49‰(杨菊华 等,2021)。
从父母那一代的“从前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爱一个人”，到如今年轻人的“三十而离”，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个离婚率不断攀升的时代，夫妻的婚姻满意度在下降呢？
我们课题组围绕着这个有意思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今天，我们就来一同探讨与解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01
婚姻满意度：婚姻的维持是红灯还是绿灯？
我们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的方法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发表的92项（59122名丈夫和妻子）使用婚姻满意度量表（Enrich）、婚姻调适量表（MAT）和婚姻质量指数量表（QMI）来衡量中国夫妻的婚姻满意度的研究。并基于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分析方法，探讨了社会指标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首先，将数据收集年代作为横坐标、婚姻满意度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 并将数据测量年代、婚姻满意度占总分比分别作自变量、因变量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在 2000~2019 年间，我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数M=0.69, 标准差SD=0.06), 且其均值的上升幅度为大效果量（d=0.96）。同时，年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婚姻满意度, 且在婚姻满意度的整体变化中，有9.60%是由于年份的变化所引起的。这说明，时间的推进是中国社会婚姻满意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1 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的变化
看到这，不免很多读者都会心生疑惑——“咦，既然婚姻满意度随年份在逐渐提高，那为何我们社会的离婚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呢？”
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先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婚恋状况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 个人的情感与幸福往往不是决定婚姻的最重要因素, 相对于西方文化强调情感优先, 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优先。
有研究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借助夫妻双方的婚姻质量和离婚倾向对婚姻类型进行分类，将夫妻分为了幸福型、平稳型、凑和型和失败型。其中凑合型(即，婚姻质量和离婚倾向均低于平均水平的类型)在四种类型中占比最高，为33.5%（张锦涛，2009），也就是说当下社会仍存在着较多的低婚姻质量、低离婚倾向的夫妻，因此婚姻满意度与离婚率并非简单的正向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婚姻观念多元化，人们对于婚姻满意度的追求更加强烈，对离婚的态度更加宽容，离婚成本也逐渐降低。离婚也可以视为一种对低质量婚姻的纠错。因此，离婚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整体婚姻满意度的提高。
02
与婚姻满意度有关的影响因素
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众多，如性别、婚龄、受教育程度、子女数量、人格特征、养育压力等, 也还包括人口迁移等社会因素。
但上述因素对中国夫妻婚姻满意度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存在不一致，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丈夫较妻子对婚姻满意度的评价更高,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并无显著性别差异。对于婚龄, 有研究者认为随婚龄增加, 婚姻满意度是逐渐下降的；另有研究却发现婚姻满意度随婚龄的增加呈 U 字型走向。
这种不一致很有可能是由于这些研究进行的时间不同，而忽略了社会环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 环境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
因此，除了将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与微观、中观的影响因素相结合，也需要将其与更广阔宏观的社会背景相结合, 如：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改革开放、移民潮、疫情等重大事件的影响。
为弥补以上不足，我们选取了如下的社会指标（见表1），通过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进行了平稳性分析，在剔除了一些与婚姻满意度不协整的社会指标后，我们对婚姻满意度与各社会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婚姻满意度与一些社会指标在时间上存在先导−滞后关系。
这些指标的变化会先影响婚姻满意度，而婚姻满意度的变化也可能会延迟反映在这些社会指标上。此外，我们将家庭内部的一些指标(如子女数量、父母受教育程度、结婚年龄等)作为微系统指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婚龄对婚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即随着婚龄的增加，婚姻满意度会下降(b = - 0.01, z = - 2.76, 95% CI[- 0.012，-0.002])。
为了进一步探究主要是过去的各类社会指标在影响当前婚姻满意度, 还是过去的各类社会指标和婚姻满意度在相互影响着对方当前水平, 我们进行5次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 test of causality), 滞后期数分别为 1~5(Levendis, 2018; Neusser, 2016)。
结果发现，首先, 婚姻满意度的变化可能会在1年后影响少儿抚养比变化。婚姻满意度较低的夫妻, 其婚姻关系质量较差, 并且还可能会存在离婚风险, 这样的夫妻之间自然不会有立刻孕育下一代的准备。而夫妻间是否会孕育下一代的结果，也自然将在大概1年后表现在少儿抚养比上。
其次,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会在1-2年后影响婚姻满意度、恩格尔系数（即：我们的干饭开支/消费总开支）的变化会在2年后影响婚姻满意度，这体现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婚姻满意度影响存在非即时性、滞后性。
此外，婚姻满意度的变化也会在五年后导致离婚率的变化。这可能是因为婚姻满意度的下降并不会立刻带来离婚或分居, 离婚的发生需要满意度下降至婚姻无法继续的某个阈值。综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夫妻婚姻满意度与社会指标变迁的关系是相互的, 社会指标的变化将对婚姻满意度产生影响, 同时婚姻满意度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03
写在最后
总之，潍坊婚姻关系心理咨询婚姻满意度的提升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趋势，更对家庭稳定、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有正向影响。同时，互联网普及率提升、恩格尔系数的提高、家庭规模减小也有助于婚姻满意度的提升。可见社会的稳步运行是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的基础，中国社会向好、向快的发展让夫妻婚姻愈加幸福与和睦，并让美满的婚姻逐步成为每个家庭的常态。